日前高虹安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罪名：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：二、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。」及刑法第214條：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」，兩罪為對同一行為的法律評價，依照想像競合規定會從一種處斷，僅在宣告的罪名列出貪污治罪條例之罪，無須再列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。因貪污治罪條例屬刑法上刑度較重的罪名，立法者基於杜絕貪污風氣，採取重罪政策，而貪污治罪條例被告經檢察官起訴，係被認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要件「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，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」，經法院判處有罪的可能性相當高。

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又，因同案被告偵查中採取認罪方式，且無犯罪所得，分別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、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：「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，在偵查中自白，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，減輕其刑；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、「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，其共同實行、教唆或幫助者，雖無特定關係，仍以正犯或共犯論。但得減輕其刑。」，故由新聞稿中檢察官得請求法院求處輕刑，並依刑法第59條規定：「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得酌量減輕其刑。」而可能獲得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機會。再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：「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罰金之宣告，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，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，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：一、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。二、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。」而有給予緩刑宣告之機會。惟此等被告倘若於審判中經傳訊為證人，而有避重就輕或袒護等行為，則可能會被認為犯後態度不佳，影響刑度，甚至有可能經公訴檢察官認為有偽證之嫌另案偵辦，不見得必然會有檢察官求處從輕量刑與緩刑的待遇，必須留意。

至於高虹安部分，因偵查中採取否認犯行的策略，起訴後已無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減刑空間，能採取之策略應仍以堅持無罪為方向。然而，因其他偵查中認罪之共同被告已為自白與證述，基於利己主義，難以期待其他共同被告會於一審審判中以證人身分為有利被告證述。若高虹安以不知情、無犯意聯絡或無行為分擔等為答辯方向（亦即係僅出於其他共同被告的犯意，高虹安完全沒參與、沒指示、不知情等），或者以違法偵查或程序瑕疵而排除不利證據之證據能力，亦須經法院調查後以「不能證明犯罪」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為無罪諭知，然而，由新聞稿中檢察官甚至掌握具體浮報公費支出流向之記載觀之，本件若以無罪為唯一目標，難度甚高。

參酌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8、419號刑事判決，嘉義市某議員同涉犯前開罪名，經法院認為共三罪，而處各8年6月，合併定應執行刑10年6月之嚴重刑度。儘管新聞稿中高虹安被認為的「犯罪所得」46萬30元較嘉義案總額為少，然因國內多採從重論處以警惕有心人士之刑事政策，倘認有罪，在無其他變因下，被判決重刑的機率亦高。

末者，雖可理解國家立法政策以重刑化防止貪污，符合國民嚴懲貪污之殷切期待，促進廉能政治，澄清吏治，然而依照其「不法所得」金額觀之，是否有必須承受如此嚴重之刑責，亦不無討論斟酌之空間。縱辯護策略中採無罪答辯，法院亦得審酌刑法第59條有無適用餘地，此為職權在個案中之裁量，不待被告與辯護人聲請。至多可在刑度上減輕二分之一，譬如宣告應執行刑三年六月（即最輕本刑七年的半數）。


●作者：何仁崴／ 律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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